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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腔热血慰忠魂——长篇小说《山祭》读后
发布时间:16年08月10日    信息来源:文联    编辑:兵团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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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明人


张士高先生的长篇小说《山祭》已由宁波出版社出版了。作为这部作品的第一个读者,我十分感慨。士高先生经过了四十多年的积淀和发酵,在经历二十年的酝酿和磨砺之后,经过数次潜心修改,终于成就了这么一部颇具特色的作品。

《山祭》所描写的是在那个特殊的国际环境之下,在特殊的年代里发生的特殊事情。那时候,“文革”正如火如荼地向纵深发展,极左横行,人妖不分,伦理颠倒。为了“支援世界革命”,一支筑路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帕米尔高原的巍巍昆仑山之巅,任务是修筑一条经过喀喇昆仑山口,通向巴基斯坦的国际公路。这支筑路大军的组成人员都是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各个单位抽调的精兵强将。当时,张士高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筑路某机关政治处任宣传干事,负责办每周出一期的4开版油印工地小报,组稿、采访、编辑、刻印、发行全是他一人,晚上还要对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记录中央新闻,传达“最新最高指示”。

当时,士高先生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牺牲的战友写悼词,扎花圈,这当然是一种痛苦的经历。牺牲的战友越来越多,这不能不引起他深深的思考。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积累了大量的珍贵材料。当时,他就想以后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远离家乡的大山沟里所发生的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还有,他特别想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些牺牲在筑路工地的年轻的生命。二十多年以后,张士高先生把当年筑路的事迹写成了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在《中国西部文学》上。但是,中篇小说毕竟容量较小,他总觉得心愿未了,决心在退休之后写一部反映修筑中巴公路的长篇小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已是古稀之年的士高先生,终于完成了《山祭》这部作品。

说《山祭》是旷世之作也许并非夸张。因为当时修筑中巴“友谊公路”是保密的,鲜为人知,几十年过去,当时的筑路部队早已经解散,各人都回了原来的单位,所发生的事情,只能在每个人的记忆里留下一些印记。资料早已经荡然无存,所有的一切已经被历史的尘埃所覆盖,事到如今,根本无法搜集到那时筑路的资料,也没有哪一位作家会愿意费力去挖掘素材,去写这个题材。所以我说,写当年修筑中巴公路的事迹,张士高先生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山祭》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部长篇小说所描写的是地处大山深处的峡谷里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筑路工程,那里全是男子汉们日夜不停地打洞、放炮、清渣,生活面十分狭窄枯燥,可挖掘的写作素材非常少,因此要用蕴含量很大的长篇小说来写这种题材,可以说难度很大。但是,张士高先生曾经亲身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着切肤的体验,又积累了大量的珍贵资料,所以,他不仅能够纵横捭阖,写出波澜壮阔的筑路场面,而且可以在十分有限的空间里,以灵巧的笔力游刃有余,描绘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细微生活。 

在“文革”的大背景下,《山祭》始终贯穿着一条矛盾主线:是实事求是、按科学规律施工,还是罔顾实际、只求速度地筑路。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筑路指挥部主任曌友礼一味地要求向党的“九大”献一份厚礼,挖很大的“丁”字形的山洞,多放炸药,设想一炮就能吧炸开的山石搬运到峡谷对面的山头上。筑路指挥部部长谭方泽主张要科学施工,需要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经过周密的科学计算才能确定,而不是挖的洞越大越好,炸药越多越好。在那种时代背景下,极左思想始终主导着筑路工程的进展,结果没有实现原来设想的目的,大炮炸响以后,事与愿违。大量碎石堵塞了山谷中的河道,形成了堰塞湖,原来的便道全被淹没,还造成重大的事故,炸伤、砸伤了许多员工,牺牲了不少鲜活年轻的生命。医护人员整整忙了三天三夜,才将一具具不完整的尸体尽可能地拼凑起来,覆盖上洁白的床单。

然而,血的教训并没有让曌友礼等人清醒,他们反而祭起阶级斗争的大旗,转移矛盾,就像当年曹操在一次战斗中发生粮荒,士兵怒之,为转移视线杀了仓官王垕。借王垕的头以示众耳,于是众怒缓解,曹军获胜。他也仿效之,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些基层领导和技术骨干“押送回国”。这种尖锐的矛盾搭建出了各种人物登场演艺的大舞台,于是,单调枯燥的筑路生活,也就演绎出了跌宕起伏的故事,呈现出了丰富多姿的生活场景。这充分显示出作者驾驭这种特殊题材的能力。

单调的生活之流中也有欢乐的浪花。作者描写慰问团来演出就颇为鲜活生动,使全是雄性的环境里平添雌性的馨香和柔情。国内来信也能激起员工心湖里的浪花,当然,夫妻之间、恋人之间的思念之意、爱恋之情也就蕴含其中了。夫妻之间长期分居,生理上的渴求在所难免,作者并不回避这个敏感的问题,作品中就写了远在国内的临床科医生翁玮娴和电工乔越江偷情的事。这种事情没有爱恋,只有情欲。作者写这样的故事处理得不淫不色,恰到好处。

 《山祭》是一条多彩多姿的人物画廊,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刻画了数十个形象生动、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踏实能干的区队长楚云飞和美丽聪慧、能歌善舞的俞蔷薇就是塑造得很成功的两个人物形象,在工作与恋爱交织的进程中,这两个年轻人鲜明生动的形象就一步步立体化了。他俩均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就在被关押其间,他们爱得轰轰烈烈,爱得痛彻心扉,爱得感天动地,最后完成了爱的升华。勇敢、正直的中队长耿卫东的形象也令人难忘。尤其感人的是虽然没有文化却有一颗透明滚烫的充满爱意之心的甄可爱,这个小青年不是牺牲在“火线”上,却是为战友送药而死在堰塞湖里,实在令人扼腕哀叹!筑路指挥部部长谭方泽和副部长濮敏行各自都有不同的经历,他们两人性格发展的逻辑与其在筑路工作中的所作所为能够完美地契合,展现出实事求是、勇于担当、关爱员工的品格。作品也写出了与筑路有关的少数民族同胞,虽然不是主要人物,但作者仍能精心描绘,就连一位少数民族妇女早晨挤羊奶的场景也写得活色生香,如诗如画。

虽然是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但是,作品中的人物并没有被“脸谱化”,就是“左”得出奇、一心要向上爬的曌友礼,也曾经在担任“社教”工作团副团长的时候,积极救助难产的少数民族妇女,不顾误了班机而改乘汽车。曌友礼的爱人沈副院长沈美玉是受人尊敬的好领导,她业务精湛,认真负责,关心群众,绝不受极左丈夫的影响。但是,为自己的儿子找对象,她也免不了有点私心,这样的人物最能给人留下真实可信的印象。

作品中关于甄可爱妈妈的书写令人感动,催人泪下。多少年过去了,甄可爱的妈妈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早已经不再人世,但是,她仍旧要给甄可爱写信,而且是找人写信,写给儿子,然后再找人把信念给她听。这是一位慈祥博爱的母亲对儿子的刻骨铭心的挚爱,作者在这里充分显示了博大的心胸和悲悯情怀。实际上,这位母亲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母亲”,她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从更广阔的人性意义上说,我们的集体,我们的政府,是不是应该像甄可爱的妈妈那样,给予已经逝去的“甄可爱”更多一些人文关怀呢?

这部作品的艺术上也可圈可点,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艺术上的不懈追求。作品以欢乐的节日开头,进而转入回忆过去,使感情上造成起伏跌宕之势。同时也是一种启示,幸福不能忘记过去。

《山祭》虽然反映的是几十年以前的相对狭窄的生活,但是它的问世仍具有现实意义,读后不能不令人反思,给人以启迪和警示。

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在过去的年代里,有许多的工程在所谓“政治挂帅”思想的主导下,不讲科学,不顾实际,造成许多重大的失误,使我国的建设遭受了许多不可弥补的损失。《山祭》从一个侧面真实而形象地揭示了这一问题,这不仅对已经过去的失误是一种醒悟剂,即使对现实也有警示作用。现在,我们的一些官员不讲科学,不顾实际,大搞所谓“面子工程”,口头上喊的是为群众,实际上是“长官意志”,是为自己的“政绩”加分,为升官铺路,可以说,这也就是过去“政治挂帅”的变种。《山祭》在这方面的启示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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