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队的那些花儿

发布时间:17年09月19日 信息来源:文联 编辑:兵团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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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定讴

上世纪60年代,农场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也很少。但春节期间连队的文艺演出是必不可少的,相当于现在的“春晚”。 担负“春晚”这个任务的,是农场、分场或者连队的业余演出队。演出队虽说没有明星大腕,但演员都是农场子女,身边人演身边事,十分亲切。至今,有不少老人,仍记得演出队的那些花儿。

小演员陈艳彩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开着……”

有一年,在一分场学校的空教室里排节目。实际上这教室是畜牧队鸡舍改建的,不管你怎么打扫,总有股什么味。演员感叹:每天闻到鸡味却吃不上鸡肉。还有,就是经常有一些下了课的学生来看热闹。只要不影响排练,我们也不太赶他们走。

一天晚饭后,我听到不远处传来我们新编的一个曲子的唱声。顺着声音走去,在一处房头,见几个学生在“排节目”。其中一个个子稍高一点的是“编导”,她一边给“演员”做示范,一边用我们排练时的“术语”指挥她的演员:“木头、树桩子,眼睛往哪看?微笑!”这简直是我们演出队编导的派。发现我在看她们,“编导”手一挥,演员一哄而散。“编导”看着我叫了声“叔叔”,意思是:“怎么样,我们也会。”

回到演出队,我把看到的一幕告诉大家。有个女演员说,她也看到过,说那个领头的学生叫陈艳彩,是四连司务长陈茂胜的女儿。还夸奖她,比我们演员的舞姿还好呢。于是有人建议,把陈艳彩“收编”过来。我们的小歌剧正好缺一个演小闺女的角色,经与学校和家长商量,演出队就有了这么一位小演员。

这个小闺女的角色,陈艳彩演得天真可爱。同时,她还主动参加舞蹈排练,虽说个子小一点,但动作、表情都很到位,有一种女孩子纯真的笑容。当她面对观众亮相时,微微地晃动一下头,就像拉丁舞那样,美感动人。到第二年成立演出队抽调演员时,领队第一个就点到陈艳彩。但这时,她已上初三,她妈怕影响考高中不同意,演出队也就只好算了。不料陈艳彩知道后大哭一场,并保证,只要让她参加演出队,她初中毕业考进前三。当陈艳彩擦干眼泪来到演出队时,大家热烈鼓掌。

陈艳彩白天上课,晚上排节目。由于她的天赋吧,一点也不影响节目排练进度。春节正好寒假,到连队演出时,陈艳彩也带着课本。不管是演出前后短暂的空隙,还是途中颠簸的马车上,她都会拿出课本来学习。后来陈艳彩顺利地考上高中,高中毕业考上昌吉学院数学系,毕业后留昌吉任教,后与一姓陶的军官成婚,再后来调湖南工作。

30多年后的一天,在五家渠街上,碰到一个老朋友,是陈茂胜的亲戚。他兴奋地说:“知道吗?陈茂胜女儿的女儿,就是陈艳彩的闺女现在是电视明星了!”

回家立即打开电视机。真的,正在热播电视剧《生死劫》,与著名影星张嘉译、陈小艺联袂主演的那位女演员,跟当年的陈艳彩一个版本!那眼神、那长相、那动作、那声音。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陈艳彩的女儿陶慧这几年主演的电视剧,还有《蓝狐》《外乡人》《双枪李向阳》《谁在你背后》《间谍家族》《女子军魂》《烈火凤凰》《蝶变》《非亲姐妹》等十几部,主演的电影有《曾克林出关》《香格里拉之恋》《谁的眼泪在飞》《玩酷青春》《那一年,早稻》《杨勇战鲁西》《疯狂的GPS》《枕边有张脸》。陶慧出生在新疆昌吉,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现供职于八一电影制片厂。

谁说农场出不了大腕?当年的一分场演出队,就在鸡舍改做的排练室里,培养了一位影视明星的母亲。

吹军号的少女

“她们就像就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

我17岁到农场,当年参加庆祝国庆10周年的业余演出队。后来断断续续,几乎一两年就要参加一次。开始是拉提琴,后来也编节目。相声快板、歌舞表演唱,都尝试过。至今还记得我写过的一个对口词:《红旗与军号》。这是为演员“量身订做”的节目。

1966年夏天,一批天津支边青年分到二队。其中一个叫李娥娃的,因为带着一把军号引起了大家的特别关注。李娥娃大概十六七岁,一张娃娃脸,高挑的个子婷婷玉立,让人想起江南的新竹。

会吹吗?回应大家质疑的目光,李娥娃大方地拿起军号,扬着头,奋力地吹出了一段旋律。这声音马上激起干部职工心中的一种向往。队长王金文、指导员王志明觉得,我们是军垦连队、军垦战士,但大家几乎没听过军号声。起床敲钟,上班敲钟,开饭敲钟。那“钟”也就是一段能敲响的铁件或者拖拉机换下来的旧钢圈。钟声与号声,谁与正在学习解放军的军垦连队(二队当时还是全师学习“毛著”的先进单位)更匹配呢?当然是后者。

于是,李娥娃就成了八一农场二队的司号员,全场各连队唯一的司号员。清晨,在二队俱乐部的房顶上,一位手握军号的军垦战士,迎着即将升起的朝阳,让号声响彻田野。

这年冬天,连队参加分场的文艺汇演。我当时在二队当统计员,就编写了对口词《红旗与军号》,由天津支青龙金祥和李娥娃表演。鲜艳的红旗,嘹亮的号声让这个对口词有了足够的震撼力。特别是最后的几句:“这是冲锋的号角,是南昌起义的大旗;这是胜利的号声,是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每句铿锵有力的词句后,紧接一句悦耳的军号旋律。这个节目被分场选中参加了总场的汇演,又被总场选中参加了师里的汇演。只是参加师里汇演时,男演员换成了场演出队的王志诚,女演员一直是李娥娃。后来又因为这个节目,李娥娃先后被调到场演出队、师文工团。

前几年我去二连(原八一农场二队),见连部已从西面的4支2斗4农搬回到5支3斗1农,老连部已成为一片绿油油的棉田,那个土块砌的俱乐部也荡然无存。和一个老职工叙旧时,他问我:当年那个吹军号的小姑娘到哪里去了?

过去了40多年,人们还记得那人、那号声。

是一位天津支青,在那一段时间里,把沉闷的钟声变成了响亮的号声。在人们的记忆里,它不仅仅是号声,也是一位少女在绿洲原野上亲切而温暖的呼唤。

学毛选的“老俩口”

“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

演出队演出的节目中,最受群众欢迎的当然是表演唱《老俩口学毛选》了。

“收罢了工,吃罢了饭,老俩口坐在灯下学毛选……”歌词恢谐亲切,曲调优美动听,特别是唱中“老头子”“老婆子”那情深意切的呼叫与应答,让人们在那个宣传斗争的年月里,感受到一种难得的生活情趣。

但是,在排练这个节目时却犯了难。“老头子”很快就选定年龄较大的赵班长,女演员都是一些十八九岁的知青,对象还没谈过呢,那“老头子”的称呼叫不出口,换了两三个都不行。

正缺“老婆子”时,三连指导员说,他们连里新来了个川妹子,歌唱得不错。

于是,这个姓程的川妹子就到了演出队,就演上了这个“老婆子”,而且还演得那么形象、生动、逼真,以至后来,大家干脆就叫他俩“老头子”“老婆子”。

“老头子”是演出队受尊敬的人物。他也就是30出头,在连队是班长,这里是演员组组长,大家仍叫他赵班长。相对于演出队那些小年青,他就成了“大叔”。记得有一次到连队去演出,是步行。走大路要多走两三公里,小路走到一半赶上灌溉,排水渠积满水,过不去。绕回大路,会影响晚上的演出时间。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赵班长己经脱鞋下水,把道具扛了过去;男演员也学着赵班长的样趟水过渠。可这些花儿们可就犯了愁。这时,赵班长笑着说,听说过“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吗?我今天当老公公。开始她们吃吃笑着,谁也不愿意当第一个。后来一个比较泼辣的女演员说“不就为了演出吗,我先来”。七八个女演员就这样羞羞答答地被赵班长一个个背过了排水渠。赵班长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想出办法、解决问题。每年演出结束,他都是五好演员。

“老婆子”刚来演出队时,还有点不合群。一是口音:“干啥子哟”,大家笑她;二来长得壮壮实实,一看就是农村姑娘,不够灵巧。赵班长是老乡又是搭档,给予点关照也是自然的。大家改变对川妹子的看法,是一次下连队演出时做好人好事。

演出队到连队,乐队搭舞台挂幕布做演出准备,编创人员去搜集先进事迹现编小节目,演员则去打扫环境卫生、帮集体宿舍的职工拆洗被褥。那次,一农工拿出件破了个大洞的衣服说,帮忙补补吧。女演员都是来农场的企事业单位职工子女,没有一个会针线的。这时川妹子一声不响接过衣服,一针一线补出了一个完美的补丁。从此,女演员们亲切地叫她程姐。还撒娇地说,程姐,教我们针线活吧!

叫她“老婆子”,程姐一般也不生气。只是有一回,一个冒失的男演员找赵班长,问程姐:“老婆子,老头子到哪儿去了?”程姐的脸色很难看,还悄悄地走到一旁掉了眼泪。

也许,是舞台上老头子、老婆子的呼喊叫出了感情;也许,是台下大家的戏称惹出了麻烦,总之,有人感觉他俩有点“那个”。比如说吃饭,有时赵班长还在忙着整理舞台、收拾道具,这时“老婆子”会说,“赵班长没来呢,给留点菜。”用一个小碗,拨点菜放在一旁。有时,川妹子不在,赵班长也会用默默的目光在女演员中搜寻。

程姐的身世是个迷,有说她是逃婚到新疆来的,有说是来农场找对象的。她二十四五了,也的确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人们觉得,川妹子和赵班长倒是挺般配的。但,赵班长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啊,在那个年月这可是大错误,谁也不能碰的“高压电”。

在那次演出队结束的联欢会上,有人欢迎川妹子来个四川民歌。于是程姐慢慢站起来,拢了拢头发,轻声唱到:“高高山上哟一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问女儿你望啥子哟,我望槐花几时开……”声音婉转而凄楚,让人心里酸酸的。最后,川妹子的目光在赵班长坐的地方停留了稍许,赵班长眼中有闪烁的泪花。

这一年,演出队“五好演员”就赵班长没批下来。“快当陈世美了,还五好。”分场领导说。

第二年又组建演出队时,赵班长再没参加。连队领导说,赵是大田班长、连队骨干,走不开。程姐也再未参加演出。只是我们演出时,老有观众问:去年那个“老俩口”咋不演了?

“发乎情,止乎礼”。赵班长并没有像大家担心的那样闹离婚,川妹子不久就嫁给了机耕队的拖拉机手。听说后来,赵班长的班组成了连队的产粮大户;川妹子也生儿育女,成了戈壁母亲。

棉田守望者胡惠基

 

“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

一分场演出队的队友,后来有当县处级领导的,有当经理老板的,有当官太太的,一个个天南海北,几十年难得见面。正如朴树歌里唱的“就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算算能见着的,也只有胡惠基了,50多年来他一直在连队坚守。

胡惠基是上海人。1955年初中毕业,“祖国的花朵”给毛主席写信,向往边疆。兵团把他介绍到八一农场。胡惠基个子不高,带一副近视眼镜,两个眼球有点向外突出。那年在分场演出队,他跳舞,跳的藏族舞节奏感特强。穿一双鞋底很厚的皮鞋,震得舞台咚咚地响。因为他长相不够帅,后来到乐队来拉提琴了。他的琴声可不像他的舞步那样节奏鲜明,声音拉得很轻。问他,持弓为什么没有力度?他说,我怕拉得不准,影响整体效果。老实人。他参加分场演出队可能也就两次。即便没能再参加,他也利用休息时间,来排练场地看看,给新演员教教动作,帮着干这干那,不把自己当外人。

“文革”期间,我下放劳动,正好和他在一个大田班。他虽然家庭出身很好,但在班里很低调,“革命”热情不高,倒是在劳动中有时帮我一把。我们偶尔也说说演出队的往事。大概是1970年前后,他花了整整三个月的工资,买了一个袖珍收音机,在地里浇水时,会有音乐相伴。我那时经常给浇水的同志送饭送水。在高高的玉米地里,听到收音机传出的音乐声,就知道那是胡惠基了。别人对他花这么多钱买这样一个小玩意儿很不以为然。

又过了10多年,胡惠基还在二连,还在大田,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扛着铁铣围着条田转。我那时在团场任宣教科长,听说他业余时间写小说,便去看他,看他写的小说。他的方块字一笔一画、横平竖直,写了厚厚的几本。写这么多,得用多少个夜晚,在劳累了一天之后?从眼镜片上一圈又一圈的折光,可以看出他近视的度数是大大的增加了。他的小说,有那一代人的激情和理想,颇具认识价值,我建议他投到文艺刊物去看看。

1989年6月,他眼底疼痛,双眼日渐外鼓。兵团医院确诊为肿瘤。住院中,医护人员没有告诉他实情。由于药物反应,头也肿了。经他再三询问,医生才说眼底长的是恶性肿瘤,并悄悄告诉他妻子最多还能活3个月。胡惠基知道病情后坚决出院回家。在炎热的夏天用一个多月时间,为妻儿盖好小房子,垒起院墙。然后回上海,与老家亲人话别。3个月后,医护人员很惊奇地见他还活着。回到连队,他有说有笑,照常下地干活。1998年退休后,又与妻子一起承包土地,养鸡喂猪,一天忙个不停。秋季连里拾棉花劳力紧张,他与老伴天天下地拾花,没把眼瘤放在心上。

2000年秋,我参加《一○二团志》评审会,在团机关大楼门厅的宣传栏中看到一个正在拾棉花的老人的图片,很面熟,看了说明,原来正是胡惠基。团政委王水生介绍说,胡惠基退休后义务帮助连队拾棉花,还坚持写小说,是老有所为的典型。后来听另一个同志说他的作品在某刊物发表过,但作者署名不是胡惠基,胡平静地说,算是我提供的素材吧。

2004年八一水库管涌溃坝,部分连队被淹,我随师工作组到二连。我当然要去看他。他的住房没有进水,因为疏散前他在门口打了一个坝;也因此没有获得补偿。有人告诉我,别人撤离时带着吃的用的大包小包,66岁的胡惠基却一手提着破提琴,一手抱了一捆书稿。

我问他,还拉琴?

他打开琴盒。运弓的姿势没变,甚至连琴声也没变。放下琴,他歉意的说,指头不灵了,音拉得不准、拉得不准。就像当年在演出队自责时那样。

还写小说?

他搬出一个很沉的纸箱,那一本一本的是我熟悉的稿纸、熟悉的字迹。陌生的是递给我文稿的双手,已经布满老年斑,松弛而粗糙,眼镜后面那双眼球也突出得更加利害。花儿老了,但从这沉甸甸的书稿里,我又看到那个踏着节奏,把舞台震得咚咚响的青年胡惠基。“祖国的花朵”青春不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