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肖刚

肖刚是我初中同学。我的初中是在6连上的。团部中学太远，连队住得分散，团里就在6连又办一所初中。片区内适龄学生就到了6连上初中。说是一个片区，连队之间相隔都远，肖刚家的2队离6连就有10公里，我家的9连还往2队延伸下去6公里。我们都住校，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又返回学校。

肖刚学习不好，各门功课都不好。我有时问他：你咋回事，上课也认真听着呢，咋就不懂？肖刚对自己很恼火，就拉个脸，冲我吼：我怎么回事，你说我怎么回事！看起来是对我发火，其实是生自己气。

有一次暑假，我去伊犁表哥家玩，晚回校个把月，到了班上发现数学课本已学了小半本。我问肖刚，前面数学怎么做。我记得是三角函数。肖刚很认真给我讲解，从他的讲解中，我发现他还是没有学懂。我就自己看书。大约一星期后，我就跟上了，而且又走到全班前几名。肖刚还是原地踏步，每门功课都在半懂半不懂之间。他抓住我领子：怎么搞的，怎么搞的，你是怎么学的？他不用“咋”这个词，他用“怎么”这个词，即使恼怒时也这样。我们新疆长大的孩子，语言结构、发音有很重的地方特点，比如：“很好”，我们说“好得很”，“干什么”，说“干啥呢”，“啥”还不念“sha”,念”sa”；“怎么回事”，说“咋回事”。等等。肖刚说话不同，尽管也是一口河南腔，但用语结构、特点是不一样的。

我是城里长大的孩子，才随父母下放团场，所以连河南口音也没有。我刚接触肖刚，就觉得他另类，还不止说话方式，他的衣着、行为、生活习惯，都与老团场孩子不一样，显得讲究。也许习性接近，宿舍10个人，我和肖刚走得近，去教室路上、去食堂打饭我俩都一起，周末回家也经常一起走。我俩个头、肥瘦相当，都是一身黄军装、黄军帽，而且洗得干干净净，连里人以为这两个形影不离的孩子，是一对亲兄弟。

一次周末我俩结伴回家，走到2队他到家了，我还要继续往9连我家赶。他说去我家坐坐，喝碗水再走。我看日头还高，就去了他家。一排低矮平房，屋檐搭的苇草，我手伸直就能够到。我跟在肖刚身后下几个台阶，进到他家。尽管有思想准备，一个普通农工的家会很简陋，但还使我吃惊不小。太简陋了，一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全部家当就一张大床，一只小板凳。对了，墙角处还有一张桌子。我记得肖刚说过，他家5口人，除了父母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虽然姐姐已工作在其它连队，这么小的房子4口人也住不下呀。

但家里异常干净，床帮子、小板凳无一丝灰，土块垒的小茶几泥面光滑如板，硬质泥地面平整无尘。一般农工家我去过，邋遢得下脚地方都没有，手摸哪哪有灰。肖刚家的干净、整洁出我意料。

肖刚妈看到儿子同学来家，格外热情，让座又倒水。座就是那个木质小板凳，水没茶，就放糖，白砂糖放了厚厚一杯底。我知道，团场白砂糖像清油一样精贵，我妈每次炒菜，锅底只用缠了布的筷子头擦几下，而白砂糖我基本没见过。肖刚妈一下给我倒那么多，他家以后还过不过。

也许劳作中途回家喝口水，他爸回来了。他爸中等个，微胖，拿掉草帽头发显得稀少。他爸见到我不吭声，只略微点一下头，算是打招呼，然后坐床上喝水。房间太小了，几个人坐那几乎就是面贴面，哈气都能闻到。我就起身走到桌前，趴在桌沿上看墙上两个并排挂的镜框。镜框里镶满了黑白照片，有家里人在团场的留影，更多是他爸妈在城里的照片。他爸穿一身白色公安制服，或站或坐，有些气度不凡。我看了一会，觉得时候不早，就一人回9连了。

回到学校我问肖刚：你爸以前是干什么的？肖刚一脸失落，低头不看我，说他们家以前在北京，就住前门附近，他爸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肖刚七八岁时，他爸被判刑发配到新疆，他妈领着姊妹几个跟着也来了。肖刚说着眼里噙了些泪水，头勾得更低了，说他爸现在还没刑满。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觉得这里的情况咋那么复杂。

后来我才知道，连和队是有区别的。连里的都是团场正式职工，或刑满释放人员，叫新生人员。队里的则是正在服刑人员，白天干活是用枪押着的。肖刚的父亲就是属于这一类。

初中毕业那年，我父亲落实政策回城了，我也跟着回城了。

有一年，我在城里广播电台做编辑，一天一个小伙子找我，一进门就问：安江友在吗？一口河南腔。我说你找谁？小伙子说：我找安江友。我说我们这没这个人。小伙子从兜里拿出一张纸，看着纸说：是安江友。我一下反应过来，说就是我，就是我。马上站起来给他让座。我姓秦，这肯定是哪个朋友只写了我的名，姓省略了，友就是朋友嘛。我说你是……他说我是肖刚的弟弟，我哥让我来看你。随手把一篮鸡蛋放到桌上。我问你哥怎么不来？他说他哥整天在地里干活，没时间。

前几年一次同学聚会见过肖刚，也许时间久了，也许人多，见面时他并没表现出多少热情，我也多与那些活跃同学应酬，没顾上与他多谈，只知他在团场一家修理厂工作。肖刚与我同岁，现都是50好几的人。不知他父母现还在不在，抑或依然住在团场？

连队小学

1970年6月19日，我家下放农场。一早，一辆解放牌汽车拉着我家6口人和全部家当，从乌鲁木齐向沙门子农场进发。路程虽200多公里，可驾驶员不熟悉路，当晚住在了下野地，第二天上午才到达团部。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一栋平房里走出，在一个本子上看了看，指着一个方向说：沿这条路走下去，见到连队就到了。汽车在沙包窝里开始兜圈子，一会左拐绕过沙包，一会右拐绕过沙梁，一个多小时后，车停在一片地窝子前。一个戴草帽的人走来，与我爸交谈几句，车就开到一座新地窝子前停下。所谓新地窝子，就是地下挖了大坑，然后放上几根木头，木头上盖上干草，草上糊上泥巴，就是房顶。草泥刚把房顶糊上，泥巴在中午的阳光下冒着湿气，没糊严的麦草从泥巴中一根根冒出，像旧棉衣里露出的烂棉絮。两三个天窗没来得及蒙上塑料薄膜，看过去是几个黑洞，像大石块砸

出的深坑。

我爸沮丧，不愿多说一句话，我妈双手捂脸坐在车上哭。我们孩子却觉新鲜，来到一望无际、满目黄沙的野地，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时有三三两两人来看我们。他们也是刚从城里来到这里。天近黄昏，我们下土台阶，把家搬进了地窝子。

晚上，我躺在地窝子的床上，透过天窗望到一孔深远的星星，星星们非常明亮，像从我家天窗口射出去的满天礼花。看得久了，又感到星星很近，因为夜晚只有它们与我交流。

到了第三天，我们就去上学。学校离连部有2里路，是过去老连部废弃的地窝子。三、五年级一个教室，二、四年级一个教室。我继续上我的五年级。老师是一个江苏知青，姓管，我们叫他管老师。管老师一进教室，先让五年级学生做作业，然后教三年级新课。教完三年级，再教五年级。说是一个年级，也就五六个学生，两个年级加起来，也就10来人。电影《凤凰琴》里的山村小学，条件比我们好，他们还有土坯房，木制桌凳。我们的课桌是用土块垒起，上面搭块木板，课椅是从家里带来的小板凳。

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管老师教完语文再教数学。我的地理概念很差，历史知识贫乏，大概和那时的教育有关。

每到星期天，我们就结伴去沙包里打柴火。有些柴火随手可以捡到，有些得用坎土曼挖，斧头砍，还得用脚踹。开始我只能背一点点柴火，还不如一个女生。因为柴火突兀得硬枝扎背，我就学他们垫上厚厚的绒草。那样虽然背得多点，但也永远赶不上当地随便一个男孩子。

最盼望下雨，雨水一来，教室成了一水坑，我们就可放假。冬天柴火连里供不急，就得停课，没有火炉的地窝子，冻得死人。夏忙时得跟农工一起下地，给棉花定苗、打顶、脱裤子，秋收要到地里拾棉花。拾棉花是个缠人的活，头遍花9月拾，二遍花10月拾，三遍花就是霜后花。打了霜的花，卖不出好价钱。翻过年到了春节，又天天晚上围在火炉旁，陪着父母剥棉桃。经常大年三十晚上，边吃年饭边剥棉桃，直到开春，又一年春播开始。农工一年四季像伺候老佛爷一样伺候棉花，修大渠、挖灌排渠、拉沙改土、积肥垫圈，力气全花在棉花上。凡从农场出去的人，再不愿回去，他们被棉花累怕了。

我一到连队小学，就成了娃娃头，带他们玩城里玩意儿：打髀什、赢三角、滚铁环、滑爬犁子。老师经常上课找不到人。一天早晨，管老师一进教室就宣布，全体同学放假回家，就把我一人留下。那天管老师站在讲台前，把坐在座位上的我一气骂了两小时，骂得我狗血喷头。大意是我带来了城里坏风气，不守纪律、不讲礼貌。坏风气就是那些好玩的玩意儿，不守纪律就是经常缺课，不讲礼貌是指称呼老师不带姓，比如叫管老师只叫老师，没有叫管老师。

那天我哭了，同时也记住了，叫老师一定要把姓带上。这个习惯我坚持了几十年，见到受尊重的人，称呼一定要带姓，比如王局长，赵主任，绝不再会犯低级错误。

上完五年级，我就到另一个连队去上初中，再也没见过管老师。听说管老师后来到团里当了协理员。

我的初中

我的初中是在6连上的。我家9连到6连有16公里路程，所以我的初中三年是住校读完的。住校就是周一至周五住在学校，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再返回学校。附近几个连队的适龄孩子，都住校。

6连是全团第一个开办初中班的连队，从初一办起。10人一间宿舍，教室在宿舍隔壁，是连队腾出的一间办公室。那年我刚满14岁，以前从未离开过父母，单独一人到了新地方，就没有了魂。自己拿碗筷到食堂打饭，自己洗衣服，不愿意天不亮就起床到几十米外的水井打水，于是早晨不洗脸刷牙是经常的。偶尔有人打来半盆水，10人的毛巾都伸进去，中午放学回来一看，半盆水已成泥汤。

第一学期，我没进入学生角色，忘记来6连干什么，整天恍惚，想家，神不守舍。听不懂老师讲什么，黑板上字母一个也念不出。我的脑子等于丢了。第一次数学单元测验，我考了0分，第二次考了5分。潘老师在班上讲评：秦安江有进步，这次考了5分。我不知羞耻，也不知潘老师讲的进步是什么意思，只是坐在座位上傻笑。但俞老师还是让我担任了初一班的班长。我不知他为什么会选中我做班长，学习不好，不会干农活，与人相处又没眼色。多年后我问俞老师，他说：你家是从城里下放来的，我也是城里下放来的，命运使然。

每天早晨天不亮，班主任俞老师就来到宿舍，把我们一个个从床上揪起，跟他跑早操。我们天天半闭着眼，拖拉双腿，在天边鱼肚白的微光下，围着连部跑圈圈，把好多职工都吵醒了。班里还种试验田，下午放学到地里除草、浇水、施肥，是我们经常要做的事。我们整天蓬头垢面，衣服脏乱，不像个学生，像外头乱跑没人管的野孩子。

初一上完，听说9连也要办初一，我找俞老师，说我要回9连再上一次初一。俞老师说你该上初二了。我说我想家。寒假期间，俞老师骑自行车去我家，找我父亲谈我的上学问题。俞老师走后，父亲说，你还是去6连上学吧，你的俞老师挺看重你。我不知俞老师非要我去6连上学是什么意思，既然父亲说了，那就去吧。因为我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从初二开始，我学习成绩一路飙升，成了班里尖子，也离开班长岗位，负责全校团小组工作。因为团支部在连里，学校只设团小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初一第二学期，我还不满15岁，俞老师就发展我入了团组织。当时学生中就发展了我一个，据说以后6连中学再也没发展过学生团员。

第一次召集团小组会，一间房子都是学校老师，我语无伦次，满脸通红。可老师们并不在意我的存在，只是相互吵架，一直吵到吃午饭时间。他们吵什么，我听不懂，也插不上话，只是谁说话我就望着谁的脸。过后我问俞老师，他们在争什么？俞老师说不管他们，那些破事与你无关。一个15岁的少年，第一次接触了大人们之间的是是非非。

从初一下半年开始，俞老师就领着我班全体十几个学生打土块，盖教室。一年盖一幢，初中三年下来，校园里就盖起了三幢教室，我们升到初三后，下面的初一初二学生，就都坐在新教室里上课了。

打土块是一件力气活。3块坯的模子，一个少年端起它来不容易，一天要端100下，倒出300块土块，才算完成任务，而且挖土、和泥、码摞、清场，都是自己。我体格瘦弱，俞老师就派一健壮女生与我搭伴帮我。一幢房子的土块打完，人就躺在床上再起不来了。那些天，我的手指是圈起来的，伸不开，一伸指关节嘎巴作响。腰直起弯不下，弯下直不起。腿和小腹一碰触，像被火烧似的疼痛。盖教室我们学生作小工，和泥、甩泥、挑泥桶、给脚手架上的大工扔土块……力气小的男生根本坚持不下来。

拾棉花是最磨人的活。中学生每年拾花任务很重，要在地里泡两个月，才能完成任务。天还黑着，人们就三三两两下到地里，弯腰曲腿开始拾花。中午饭地里吃，水有人挑到地头。开始几天，眼泡是肿的，腰是躬的，腿是疼的，手指被棉壳扎出一道道血口。晚上回到宿舍倒头就睡，还没睡醒，就又伴着星星下地。我拾花手慢，除从独山子下放来的笨人杨健，我拾花斤数每天都老末。有一天，我下定决心不垫底，快吃快喝，不拉不尿，从天黑拾到天黑，拾了55.5公斤。俞老师就着马灯在地头宣布成绩，大声表扬我，说我有了不起的进步。那天我感到晚风特别柔和。

俞老师是上海知青，比我大一轮。他的爱人文老师也是上海知青，与他同岁。当时他俩从团校过来，创办6连初中。不久俞老师当了6连学校校长，后来又回团校当校长，几年后当了团政委。我是在6连初中毕业后，随父母回到城里，在城里高一没上完，就参加了工作。

6连初中三年，是我学生生涯最正规的学习教育阶段，也是记忆最深刻时期。我的学生知识积累，基本从那里获得；我的价值观形成、校园记忆，也多是那里。俞老师和他的爱人文老师，我们多年一直保持联系。他们现已退休回到上海，过着晚年生活。俞老师天天钓鱼，当起了渔翁，文老师喜欢上摄影，她的作品经常在社区展出。他们的两个儿子，老鹰和文文，都在上海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他们已经抱上孙子了。

我的文体

我从小个矮体瘦，体育不是我的长项。班上打篮球，我只能在场外观战，蹦着跳着，喊得嗓子嘶哑。最多就是散场后，球员们走了，我跑到篮下一人抱个球投篮。一次比赛，场上少一人，让我顶上，我卖力地全场疯跑，就是抓不到球。突然一球传来，我正好在篮下，球从空中划着弧线飞向我，我伸出双臂站稳双腿，准备迎接球的到来。这时所有人都看到了，球呼啸着从空中落下，犹如一颗大口径炮弹，准确无误击中我怀，我被击得坐倒在地。那一瞬间，我听到人们的埋怨声，看到不屑的眼神。我恨不得钻入地底，不再见人。

田径我也不行，百米跑14秒，单杠翻不到杠上，山羊跳不过去。就连最普通的儿童游戏——斗鸡，也是谁都能把我斗倒。我煞有介事架起单腿，一蹦一跳冲向对手，人家一挑一压，我立即歇菜。每到上体育课我就自卑，觉得自己是一个最无能的人。

可是我乒乓球好。学校新垒了一个水泥面球桌，大家同时起步，一年后我就独领风骚，见谁打谁，坐在庄上不下来。俞老师是上海知青，从小有底子，发球姿势眼花缭乱。那次全校比赛，我和俞老师进入决赛，他发一球我扣死，发一球我扣死，最后大比分完胜。我终于在体育方面，拿了一项冠军。从那以后，我见了那些体育尖子，心里想的是：看把你们能的，拿拍子来，咱球台前试试！

文艺我也不行。首先没有好嗓子，声音沙哑，音域太窄，高音上不去，低音下不来。学校排节目，独唱领唱轮不到我，《红灯记》我演没一句台词的跳车人，《智取威虎山》我演站在边上只一句台词的申德华。许燕明什么都不行，就是天生一条好嗓子，每次排节目，他的独唱《我为祖国守大桥》《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总是倾倒一大片人，成为学校的时段红人。有时我对着镜子摸喉咙：我妈怎么生得我，这么一个破嗓子。

一次寒假在家，连里在地窝子礼堂组织文艺节目，职工们上台自演自乐。我和杨华合说了一段天津快板。那个节目是我从城里带去的，城里学校演出时，我非常喜欢，就偷偷学会记住了。演完节目回到家里，我妈高兴极了，摸着我的头，说我儿子还会演节目，真是了不起。眼睛里流露出的欣赏，让我非常享受。我的两个妹妹，也在我身边跳来跳去，说我哥的节目好看。

长大后，自知声音条件不好，就有意避开娱乐场所，卡拉OK、歌舞厅尽量不去。有时也憋不住，听到电视里的歌好听，也跟着哼哼。这时妻子就急，说别吵，让我听宋祖英唱歌。偶尔同学聚会，酒到酣处会唱几声，释放心中豪气。虽然我唱不好，但在酒精作用下，也唱。可一开口，我就能从别人眼中看到：他这唱得啥？若继续唱，就会有人干涉，说算了算了别唱了，换个人吧。这对我打击挺大，几次以后，对唱歌我就彻底闭声了。

但我天生是文艺爱好者，不会因某方面条件制约，就压抑天性的迸发。我学得了一手好二胡，也会拉小提琴。学校文艺汇演，工作后团里演出队，都有我悠扬的琴声。后来我到文艺部门工作，经常做艺术门类评委，每当评判声乐，我就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有时我想，这辈子怎么就怕了声乐呢？人家腾格尔、韩磊也都是沙哑嗓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