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一刮“生”“新”风

发布时间:18年05月16日 信息来源:文联 编辑:兵团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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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英

据这两年的阅读感受,看到眼熟的就想飘过。过去过来就是那几个,能不能多一些新面孔啊。于是产生莫名的排斥心理。读到眼生的,又写得好的,就像中奖一般高兴。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杂志都爱发所谓的“名家”“名人”或者“明星”的东西。殊不知,所谓的“名家”等是经不起经年累月地生产的,谁也不是机器,可以始终保持创作的巅峰状态。说到机器,现在年轻人在玩一种自动写作的机器,有的还写得不错呢。当然人工智能目前尚能被人类控制,但据说只是暂时。马斯克警告人类,人工智能正在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学习,云计算、大数据就是机器人的武器。只要机器人掌握了人类情感的大数据,就学会了解读和表达人类情感,艺术家群体也就玩完了。现在作家比人工智能高级这是肯定的,这高级之一即体现在人的创作状态有低谷,写作机器是没有低谷的,也就没有高峰。于是,我们看到太多被所谓“名家”“名人”“明星”占据版面的刊物,也看了太多盛名之下其实难服的欺世盗名之作,也便基本不看文学刊物了。要是文学刊物也能有那个劲头,像“星探”到大街上去发现电影明星那样,也许文坛上“文曲星”就会多起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过去过来就是那几个。

以莫言复出为例,有杨光祖的《莫言归来的败象》,微信公众号超两万多的点击量,且还有上升趋势,说明了一些问题。我完全同意作者的判断,如果他的文本分析再加一两段会更加服人。就莫言而言,如此复出,真敢写啊。这样的作品,要不是“莫言”这顶“皇冠”顶在头上,一个初出茅庐的写作者恐怕难有发表的机会。谁都有写作的权利,得了“诺奖”就更有继续写的权利,但一片炒作、翘首以盼、版面伺候,正常吗?近邻日本,从没听说哪个“诺奖”得主写几篇不怎么样的新作,就会被当作事件在文坛轰动着。2004年得奖的耶利内克认为另一位奥地利作家彼杰尔·汉德克更应该得此奖;去年,美国乡村歌手鲍伯·迪伦对自己获奖都没有中国人兴奋激动,而当中国媒体为鲍伯该不该得奖吵得不可开交,美国人却怀疑“诺奖”想用老牌欧洲的经典文化收买美国人的大众流行文化;萨特就不用说了,不管他的哲学或理论是不是不如加缪,他的拒奖行为都诠释了一个自由独立知识分子的锋芒和个性……这些态度、观念和行为与国人无孔不入的媚态奴性恰成比照。当然,我们也有鲁迅、胡适曾拒绝提名的,但为什么这种可贵的自省、谦虚、独立、个性就流传不开呢?为什么“多歧为贵,不取苟同”永远只是说说而已?

如果莫言复出不是被当作新闻来炒作,也就不会招致如此多的批评;如果莫言不是获奖的莫言,也就不会有这个炒作的兴头,甚至“新作”都没有发表的机会;如果莫言复出不是被当作新闻来忽悠读者,拿出这种水准的小说本也无可厚非,但既然你热烈地炒作了,宣称莫言不愧是莫言,那你就应勇敢地承受批评。享受了多少雨露天恩,就会承担多少批评骂名。就算不盯着他的新作做文章,对他的作品,前有李建军、高尔泰,后有杨光祖,甚至不才也写过批评文章《莫言小说:感觉之外皆游戏》。小说的问题是明显的,批评的人却是稀少的。当前文坛的几个景观矛盾大概就是:批评家对作家期望太高而作品质量太粗糙;批评家穿过经典批评史获得甄别的眼光,而绝大部分所谓伟大作品却是“半成品”;某些大牌作家自恋自傲自我满足,却知识框架落后、不思学习、急功近利;专职表扬家们跟在花轿后头吹吹打打,而崭露头角的新人却无人问津。

有鉴于此,喊话文坛应刮一刮“生”“新”风。这两个字取自“山谷体”的“生新瘦硬”:宋诗如何从少年昂扬的唐诗突围而出?大胆发现启用生人、新人,文坛才会有生机,才能化腐为新,脱胎换骨。你们不是喜欢崛起吗?样样都要崛起,多发些生人、新人的作品,看看不一样的人生和故事,真正做到百花开放,百家争鸣,也许崛起才有可能。

最近微信上有一条,好像是说70后根本没有崛起;后来又出来一条说,70后已经非常有实力,证据是各种排行榜70后成主力。但其实都是一些伪命题。2009年我就写过70后的事儿,不想再重复了。你能把生于1881年的鲁迅和几个80后捆在一起说吗?生在1890年之后10年里的胡适、郭沫若、茅盾、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怎么没人把这些90后打包说出点横向研究成果?这种无聊的分期断代说明人的短视和懒惰。19年能分出个什么名堂?但现在都约定俗成了,70后这种表述都见于正式的学术论文,好像他们这个标签具有了某种法定的意味,标签之下也一定具有某些不容抹杀的共性特征。我只想说,作家大概就是分有名的和无名的,十分有名的和不怎么有名的。很多有名的,不管是50后还是70后,天天盘踞在刊物头条,重复着那点已经没多少新鲜感的经验和技巧;无名的,不管是50后还是70后,他们的新鲜故事和真诚情感却得不到机会被发现。

先来说说几个有名的50后。规矩都是他们立的,到如今他们也都是文坛岿然不动的神级大佬。但作品呢?思维老化、穷形尽相、才情枯竭、功成名就、退休心态、赚点快钱?还能想出一些词儿,但还是不要太刻薄了。曾写过一篇文章《作家六十岁:以〈带灯〉〈日夜书〉〈牛鬼蛇神〉为例》。2012年、2013年,贾平凹、韩少功、马原这三个功勋卓著的50后,分别进入60岁耳顺之年,都有长篇问世。歌功颂德的话就不说了,相信他们自己也要听到不“耳顺”了;说说他们在60岁时的作品。这三部长篇,带有一定普遍性规律性地折射出中国作家60岁所可能呈现的写作状态。中国人早熟,有俗话“人生三十不学艺”“人生四十午过天”,中国人也容易接受这种心理暗示。韩少功说:到了这个年纪,快完蛋了,快退场了,因此更应珍惜时间,善用自己的体力,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明理,但不一定就能实践好。实际上,这三部作品不过是他们各自几十年文学生涯的强弩之末,一些早年闯下名头的技艺在持续发挥作用:贾平凹的语言才能、韩少功的思想功力、马原的形式实验。但无一例外,三部作品都体现出一种艺术上的保守甚至一成不变,而当年创下品牌的各自优势,也正在失去曾经的新鲜和独特;艺术增值的空间随着生命激情和灵感冲动的减弱而付之阙如。

贾平凹是文坛的常青树、劳模,常常都有长篇大著问世。他靠语言拉动小说群的体力、耐力令人服气。至于是不是每部都像一些跟在后面的专职表扬家吹的那样,诸如“伟大”云云,反正我是不信。到《带灯》,贾平凹已发动不了文字奇观了。

至于《日夜书》,韩少功还是节制的,但早年养成的“辩证癖”来了一个总爆发,到最后也没给出自己的方向态度。这也就罢了,卖弄思想,雄辩滔滔,早已尽失《爸爸爸》《马桥词典》所表现出来的诗意、象征、形象、情感以及内在整体性等文学属性。读者被他圆满合理的论述弄得心服口服,完全没有参与进去的欲望,整部长篇看完,终于告别了一大堆故意切断、零散的议论文。

马原沉默了很多年,《牛鬼蛇神》是他的归来之作。但“六十岁”像一个笼罩在中国作家头上的一语成谶式诅咒。他到底是要写一部自己的传记还是一部小说的矛盾,也在撕扯中爆发了。读者显然不能接受他将自己悲惨的晚年生活直接端出来当作小说的做法——形式之王这回早已顾不得自己的形式追求?马原虽然延续了对故事结构的极端重视;作家、叙述者、小说人物三位一体,不同叙述视角轮流转换;早年对博尔赫斯“元小说”“迷宫”技巧模仿横移的故伎重演,但程度已弱化;还有闪跞的东方式玄思冥想、禅机及周易命相说、庄子无为思想的资源等。但年满60岁、又身患绝症的他,更大动机也许只是回顾自己的一生。由此,小说与传记之间产生了难以平衡之感,在向写实靠拢的时代叙事美学的逼迫下,一方面读者早已没有了看你玩弄纯形式的耐心,另一方面早已钝化了的艺术雄心和敏锐、曾经虚实难辨、华丽谜团的形式实验技巧,终于只能以弱化的面目恍惚出现。

其他的有名的50后我就不分析了,因没有读过多少。近年来倒颇看了些70后不怎么有名的作家的作品,印象深刻的有卢一萍的《白山》、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当然该作家处中心话语区,目下也很有名了),还有一些中短篇小说家,如萨朗(他是60后)、陶丽群、颜良重等。明显感到他们提供的生活是新鲜的,经验是生新的,他们的视角是平视的,而不像一些所谓的大作家在俯视人间。感到这些作家在处理经验上与50后名作家的不同,感到一些新的叙述智慧和方法技巧的吸引人;最重要的是,索性放弃大而无当的大叙事,转向丰满多义的小叙事,反而能找到切入这个时代的精准位置。比如《心灵外史》。

这是一篇值得深入研究的小说,但因吹捧的人已很有一些,在这里就不赘述、追捧了,只想强调作者的角度真的很“刁”。这明明是关乎时代症候的大关怀主题,却被作家有意识地放弃了腔调缩小了外形。他只跟你讨论“大姨妈”的信仰问题,但大姨妈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群体,甚至是某个阶层以下的所有人。大姨妈在时代的沉浮中戏精式的存在,挑战了作家的难度。尤其是大姨妈的信仰问题,关乎到生活的不可言说以及无理性神秘。一个城里孩子与农村大妈之间的小说张力,被作者的语言才能敷衍得滴水不漏!京式痞气的外表下,深藏着一颗文艺的心。伴随着大姨妈的人生历险,我与之,其实是与社会展开了深入的对冲和对话,最后却在我是否精神病的借口之下逃回现实。大姨妈的信仰为什么总是如此混乱而低级?这是近几年读到最令人觉得有叙述智慧和思想力度的小说。

卢一萍早年在新疆当过兵,上过昆仑山。这是《白山》能创作出来的地基。他以前的写法是先锋,搞些别人看不懂的虚空华丽修辞。寄来厚厚一册《白山》,令我大吃一惊。他可以看作是70后作家成功蜕变升级的典型。从前那种随人后的幼稚学生腔一扫而空!代之以令人叹服的轻盈外形和厚重内涵兼具兼容的大作品格局。有人喜欢轻盈漂亮,有人却对隐藏着的悲剧主旨深感兴趣,《白山》都可以get到你的兴奋点。喜剧般的滑稽和幽默,是它的外表和策略,也是反讽手法的高超运用,聪明的戏仿又有助于双重编码。不可否认的是,文学的新生命也许越来越在于文本之间,或文本与历史的相互指涉。在小说中,你可以听到巴赫金所谓的“双重声音”,也即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也可看到这部小说在风格上的高度控制,在材料组织上的井然有序,还有其神异的幻想。至于主人公,既是傻瓜又是英雄。他成功地将历史小说化,从而令我们反思历史。卢一萍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言说材料,而其小说中的散文性表达是早年先锋的遗绪,也产生了不错的修辞效果。作者似乎还有哲学上的野心,对天地人神都有一定照拂;布封《自然史》意义上的自然,被作者当作世界的重要一维呈现出来。

萨朗是维吾尔语傻子、疯子之意,王钟用这个笔名一用就快30年了,正如他在新疆也生活了半辈子。他的小说非常独特,提供的经验是边缘的,写法是独创的,可惜发的少,一年一两个中短篇。每当他在《花城》发表了小说,他都会微信向我报喜,我则热烈地鼓励他多写多发。要是刊物能多跟这样的作家约约稿,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一定可以创造奇迹。他的中篇《影像帝国》被《收获》评为2016年全国好小说人气榜第五名,《画画》被评为2017年同一榜单第二名。据说这是读者投票选出来的。这依然改变不了各种榜单给我们的印象:排行榜就是一个被名家、名人和明星霸屏的东西。萨朗也依然很无名,没人知道他。他当年为写小说,辞掉了公务员。现在基本是无业游民,还好他会画画,不然生存都有问题。

引起我兴趣的另一个70后女作家是陶丽群。有人跟我约写她的评稿。我本以为这是推不掉的人情稿。看完她的作品后,却觉得文学新人其实很多,很多隐藏在民间等着“星探”去发现。陶丽群的小说味道很“正”。她善于写生活中的弱者。这些弱者是从肉体到精神被世界多余出来的多余人。这些人物注定能爆发出来的小说能量,令我体味到一种小说原初的力量。如果说小说还有意义,不就是“此人的命运借助烈焰而燃尽,给予我们从自身命运中无法获得的温暖”吗?我想说的是,生人、新人的意义在于,她们的经验绝不会重复,她们是新鲜的、生动的,有原创力的,是可以化腐为新、脱胎换骨的力量。

这还是我看到的很有限的几个无名作家,肯定还有更多无名作家的令人兴奋欣悦的作品。可是,我们如何能看到?

(《文学自由谈》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