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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崇高:丰收“兵团叙事” 的终极追求

发布时间:18年09月03日 信息来源:文联 编辑:兵团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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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志友

我读丰收的作品,基本上是追随着他文学创作脚步的。从他发表第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中国西部大监狱》(与人合作,1986,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引起很大麻烦的《来自兵团内部的报告》,再经过几年的“蛰伏”休整,然后进入他创作的一个很长的高峰期,先后出版《绿太阳》(1993,人民文学出版社)、《西上天山的女人》(1998,作家出版社)、《铸剑为犁》(1999,新疆人民出版社)、《镇边将军张仲瀚》(2005,作家出版社)、《蓝月亮》(2006,新疆人民出版社)、《王震和我们》(2008,新疆人民出版社)以及《西部人间》(2009,百花文艺出版社)等一部部赢得很大反响的长篇作品,从而成就了他著名作家的声誉和地位,这期间我的确都是他的一个很认真的读者,很执著的读者。换句话说,丰收的每一个被刊印的文

字产品,我都不仅读过,而且很用心地感受过。

我之所以这么多年来执著地阅读丰收的作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和丰收有着一个同样的文化身份——我也如丰收一样是“兵团第二代”。相同的文化身份决定我们有相同的“情感结构”,因此我读丰收就感觉十分亲切,他的兵团事就是我的兵团事,他的兵团情就是我的兵团情,不仅他叙说的兵团创业史我恍如亲历,他那力透纸背的对兵团的爱恨情仇我也感同身受。

然而,情感结构相同产生的亲切感,并不能说明我一直理解丰收。我曾经对他的文学态度和创作原则颇不以为然。因为首先,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写作者(不管老的、中的、青的还是少的)纷纷把自己的对象世界选定到很私人的领域,而丰收却始终聚焦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创业史”和“兵团人”这个“西中国部族”,坚持进行对它的宏大叙事,这不是太缺乏现代意识了吗?其次,当全体写作人都在纷至沓来的“新”创作方法和眩人眼目的文学“新”观念中游走的年代,丰收却固守着现实主义甚至新闻真实主义那套原则,不是也太老旧了吗?最糟糕的是第三,即他鲜明的“歌德”倾向。1978年以来30年中国文学的主导倾向之一就是反“歌德”,而丰收文学创作的基本倾向却是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兵团人唱颂歌:《绿太阳》为兵团29 团人们唱颂歌。《西上天山的女人》和《蓝月亮》为兵团一代女性拓荒者唱颂歌。《镇边将军张仲瀚》和《王震和我们》为兵团事业的主要领导人和设计师唱颂歌。可以这样说,在丰收全部作品中纪实性地再现过的数十上百位人物,他百分之百地为他们“歌德”。显然,这不仅是与文学新思潮逆行的做派,更像是一种倒退——向“十七年文学”的倒退。这是“保守落后”还是“特立独行”?我曾经认为,即使丰收个性很强,很特立独行,那也是一种坚守文学旧思维的“特立独行”。我不断自问:丰收如此公然坚持着这样一种显然保守的立场,他想追求什么?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丰收的作品几乎件件都引起文学批评界的关注。我曾经拜读过国内著名批评家如屠岸、雷达、李炳银、关山月等,以及新疆境内批评界名流如刘宾、丁子人、孟丁山、王正、刘岸等对丰收的诸多肯定、赞美和褒奖性文字。我很认同批评家们对丰收作品充满新意的解读和正面评价。例如,人们充分肯定丰收的题材选择,认为这种选择表现出了真正艺术家胆识才气;人们充分肯定他真实地再现了新疆兵团艰苦卓绝的创业史,在诸多兵团题材文学创作中第一次提供了一幅兵团全景图画;人们充分肯定他充满深情地为整整一代兵团女拓荒者留下人生写真,记录下她们令人感叹的命运和业绩;人们充分肯定他写当代屯垦戍边伟人王震、张仲瀚时独特的视角选择,从而使我们真切地到认识一个伟大创举背后的人格力量等等,这些无疑都很正确。正是这些中肯亲切的批评使我释然了丰收的“落后保守”,使我能够给出理解丰收的更符合文艺新思潮的理由。例如我认识到,丰收的兵团叙事,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英雄史诗”那类宏大叙事,而是更多地再现了兵团创业时期的普通人的悲情性命运,因而它是宏大叙事与“小叙事”、英雄叙事与平民叙事、主流叙事与边缘叙事、“伟大航程叙事”与生活世界叙事的的有机统一和完美结合。我还认识到,丰收的“歌德”,已经不是“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军队”那样政治立场性歌功颂德,而是对作为“人”的兵团人——就地转业的解放军官兵、整建制起义的国民党军人、以“参军”名义上天山的湘妹鲁女们、上海支边青年、“盲流”乃至遣犯——的坚忍顽强人格精神和这种精神创造出的惊世骇俗业绩的颂扬。显然,这些都是丰收兵团叙事的独特之处,单是这些已经足见丰收的的独创精神。而独创,按照康德的著名提法,恰是“美的艺术”的第一个特征。

但是,在我看来,即使如此发现丰收,赞扬丰收,也还是未能道出丰收兵团叙事获得成功的真正奥秘。我们不能不这样提问:丰收的兵团叙事,为什么总是在叙说 “创业艰难百战多”、“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拓荒年代,而较少涉及“改革开放大发展”、“天山南北尽欢颜”的歌舞升平时期?在这个盛行喜剧的文艺时代,丰收为什么写不出喜剧而只呈现悲剧和正剧?在这个流行情感尤其是“爱情”故事的时代,为什么丰收只聚焦于那些体现出人的道德操守和强大意志力的往事而“不谈爱情”?在今日文坛以用文字揭乖露丑、暴黑显恶为风气的时代,丰收为什么总是让正面人物牢牢占据叙事的中心,而从不以时代的和生活中的负面人物为主角?我想,丰收,一个有着广泛深刻生活体验的作家,他的有选择叙事,一定是有某种终极追求的,他一定是被某种永恒价值、某种高远理想、某种绝对精神引导着的,而这种永恒价值,这种高远理想,这种绝对精神,一定还是美学的。这样想着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间大彻大悟:丰收30年之所以这样写,他苦苦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审美价值——崇高;他在兵团叙事这篇大文章中所做的全部功夫,就是四个字:塑造崇高。

何谓崇高?崇高是一种美。在美学范畴学中,崇高美以其鲜明的“壮美”特质对立于“柔媚”的秀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美学回避崇高,中国艺术淡化崇高,中国人人生理想祛除崇高,“美”却“全面回归”了,只不过正如美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詹姆逊所说,这美仅仅就是“漂亮”的代名词。在这样的审美潮流中,作家丰收却在用他的笔书写崇高,特立独行地要尊崇壮美。我终于明白了,丰收作品的全部魅力,正在于此。

塑造崇高的前提是发现崇高。崇高美在哪里?一般美学理论认为,崇高美首先体现在雄伟的大自然那里,在自然界所蕴藏的巨大威力里。其次,崇高美在伟大人物那里。崇高美是与英雄人物的英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更准确地说,是与某种伟大人格联系在一起的。丰收好像深谙此理。他真实再现自然的崇高。从他笔下,我们感受到“军垦第一犁”时期新疆广袤而野性的戈壁沙漠那吞噬一切生命的力量。在王震将军亲自踏勘确定下第一个屯垦地“吾瓦”——“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在车排子——荆棘丛生野兽出没的地方,在莫索湾——遍地红胶泥、无法下种的地方,在青疙瘩湖——荒苇蔽天沼泽漫野的地方,在阿尔泰——“小咬蚊”叮死飞鸟、暴风雪夺人生命的地方,我们身临其境般地体验到自然“丑”那压倒一切的威力。但是,丰收要告诉我们的是,在当代中国,那种叫做“崇高”的美,那种更强大的威力,最集中、最普遍、最充分地存在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业者的心灵或精神世界中,体现在兵团人艰苦卓绝开创的伟大实践中。正是这种伟大心灵和伟大实践,不仅战胜自然,而且

彻底改造了自然。崇高的第一个特征是“大”。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给崇高下的定义就是“无限大”,“绝对的大”。丰收让我们形象生动地看到了兵团人身上这样的无限大和绝对大。

首先,兵团人的理想无限大。从王震张仲瀚起到一个个普通的兵团战士,都从一开始就把兵团事业当做新中国长治久安的治国方略,而非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就这个理想而言,就连王震极度崇敬的林则徐、左宗棠也不能望其项背。请听王震:“新疆这么大一片国土,你不来,我也不来,丢给谁?新疆是中国的西大门,你不守,我不守,毛主席和全国人民睡觉能踏实吗?”“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的任务很神圣,保卫新疆。新疆地大物博,我们建设新疆”。张仲瀚说得似是具体实则同样高远:“肩上必须有枪,手中必须有粮,国家必须有钢。有枪、有粮、有钢,何愁祖国不指日强大。我们的任务就是保卫边疆,屯垦戍边,向土地要粮,自己养活自己,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给自己创造一块建国立家的经济根据地。”从此,兵团人为实现自己“保国立家”崇高理想而甘愿付出一切,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为此而涌现。其次,兵团人的魄力无限大。只有兵团人才能规划出如此开天辟地般的宏伟蓝图并且实现它:靠双手在万古荒漠上建设座座新城,靠双手开挖出千万亩农田建设现代化农场,靠双手建起一家家用“八一”命名的工厂,同样靠双手建起社会主义高等学府。兵团人是这样的人:种粮的硬是要在瀚海戈壁创造粮食产量的中国奇迹,植棉的硬是要争取皮棉单产的世界纪录,栽树的要夺取盐碱荒漠地区绿化的全国标杆,养羊的要培育中国最优秀的新品种,造酒的则要搞出从原料到酒品的中国最优系列。正是这样创业的魄力,使新疆有了第一批真正的现代工业,有了举世闻名的现代特大型农业,中国地图上增加了多个位于新疆的“小圆点”,新疆有了第一批新型大学。第三,兵团人意志力量无限大。在丰收笔下,兵团创业者无论职位高低,无论男人女人,在严酷的自然和肃杀的社会风云面前,都表现出一种难以想象的强大意志力量。在这种意志力量面前,任什么艰难险阻,任什么非人的生存条件,都不能让兵团人低下他们的头颅。住“半坡遗址般的地窝子”,在“分配的麦草垛里过夫妻生活”,“刮胡杨泪取蒸馍碱”,“淋盐碱土的调味盐”,“吃玉米秆和苜蓿充饥”,以及在极端恶劣条件下的超极限劳作。丰收报告了,正是这原始野性的生存方式,证明兵团人既是常人又超出常人,证明兵团人是能够忍受大苦大难的特殊部族。第四,凝聚力无限大。丰收的兵团叙事展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一穷二白,条件艰苦超出人的想象,这样一个兵团却有着巨大的凝聚力或吸引力。成千上万的湘女鲁女来了,10万上海知青来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几十万谋生者“自流”来了,连那些旧社会的技术官员、新社会政治避难的知识分子都来了。兵团何以有这样巨大的吸引力?“把人当人看”——这是丰收揭示的兵团一种崇高境界。我们看王震对知识分子那份“萧何月下追韩信”般的求贤若渴,我们听王震对劳改犯人那个令人听之则垂泣的“千古第一诫勉” :“你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也来自五湖四海,我们有父母子女,你们也有妻儿老小。你们要为家里老人和孩子的成长着想,为他们有好的前途努力。新疆是非常有前途的,你们要在这里建设新疆。你们创造的劳动财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再看张仲瀚对艾青那种无微不至的关照,我们再读将军那发自肺腑的劝勉诗:“大军十万出天山/且守边关且屯田/塞上风光无限好/何须争入玉门关。”我们就一切都心照不宣:这就是软实力的力量!

但兵团人最可贵的“大”,是胸怀无限大。这胸怀里装的是党和国家,是民族和人民利益。为了这些,兵团人舍弃自己的太多太多。二军六师的底子是359旅,全国解放后天经地义进北京作卫戍部队的。但是“老旅长(王震)一声令下”,就成新疆垦荒部队了,开进寸草不生大荒原了。当官兵们一滴滴血一身身汗地建成了自己的简陋家园后,“伊塔事件”发生了。中央“一声令下”,刚刚过上“家”的生活的这些老兵们又扔下“家”奔赴国境,在边境线上一字儿排开了数十个农场,一道强有力的戍边风景出现了,而个人的生活则一切从头再来。兵团人用工资入股和巨大劳动创建的第一批现代工业企业,新疆区党委“一声令下”,最好的一批就无偿交给了地方政府,而自己再重新干起。兵团冒着巨大风险敞开胸怀保护了政治风波中遭难的许多知识分子,敞开胸怀接纳了数十万饥肠辘辘的流民,还接纳了大量遣犯,把他们改造成不仅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同时也成为兵团建设的重要力量。兵团人这种胸怀,为国家分了大忧解了大难,也为国家争得大荣誉和大脸面。这样的博大胸怀,实在是上下五千年“空前绝后”,难图再现。

崇高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超越”。西方第一个提出崇高这个审美范畴的朗吉努斯在论述了自然的崇高后,话头一转,就说下一段催人奋进的话语:“天之生人,不是要我们做卑鄙下流的动物;它带我们到生活中来,到森罗万象的宇宙中来,仿佛引我们去参加盛会,要我们做造化万物的观光者,做追求荣誉的竞赛者,所以它一开始便在我们的心中植下一种不可抵抗的热情——对一切伟大的、比我们更神圣的事物的渴望。”他在这里称颂的就是人的超越历史和现实存在的本能,而这种超越本能的实现就是崇高美。丰收的兵团叙事倾全力表现的,

正是这样一种超越的美。

兵团人第一种超越,是对历史的超越,对中国屯垦史和戍边史的超越。我读丰收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丰收在他的兵团叙事中总是十分清醒地抓住两大主题:一是屯垦,一是戍边。而为了表现兵团人屯垦戍边的伟大勋业,他总会不厌其详地回溯中华民族悠长的屯垦史和戍边史,无限崇敬地述说从张骞凿空以来历朝历代中央王朝和仁人志士对新疆屯垦和戍边伟业的丰功伟绩和思想遗产。但是在丰收的兵团叙事中,这一切都被兵团人大大超越了。和古人相比,兵团人的屯垦规模和成就胜出何止万千倍,兵团人的戍边业绩更令人感慨系之。丰收告诉国人,自从兵团人履行戍边使命后,中国新疆边务就没有过尴尬,更没有过屈辱。只有兵团的屯垦戍边,才是真正实现国家民族长治久安的伟大实践;只有兵团的屯垦戍边史,才成为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一部史诗。兵团人的第二种超越,就是对自然的超越。这里所谓自然,既指天地生成的自然,也指人自身的自然,如肉体,还指包围着人这个主体的“社会环境”。用今天时髦的一个词,可以通称为“他者”。在丰收的描述中,兵团人面临的“他者”一直是异常强大的,甚至常常表现出是一种毁灭兵团人的力量。而兵团创业者必须面对这个“自然”,这个“他者”。不仅面对它,还必须压倒它,超越它。丰收在他的叙事中,用热情执著和独特视角,发掘了代表兵团精神的那种战胜必然的主体精神,用全部热情讴歌了超越自然的将军和士兵、男人和女人、军人和民众。他赞美坎土曼,兵团人用这种古老的农具开垦出了一个个数万亩良田的农场;他赞美地窝子,整整一代兵团人穴居于此,开创新天地,养育下一代;他赞美“黄金塔”,兵团人靠它战胜饥饿、积攒体力,干出超越想象的人工奇迹。丰收告诉世人,兵团创业者所创造的许许多多改天换地的数字,许许多多经济建设的奇迹,都是兵团人无限透支体力、透支大脑、透支精神换来的,他们身上闪耀的那种超越一切阻力的力量,用“惊天地泣鬼神”形容实在不为过。

兵团人的第三种超越,是对自我的超越。这是最艰难的一类超越,也是丰收倾情呈现的一类超越。在丰收看来,第一代军垦人之所以崇高,不仅在于他们能够创造超越历史超越自然的世间神话,更在于能够创造超越自我的种种奇迹。超越体能:“那时候的人自己都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头,一天干十五六个钟头啊,连着轴转 ,恨不能一天就挖成通水。”“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晚上收工回营地,一个班的战士们要牵着手往回走,为什么?劳动强度大,缺粮,缺盐,营养不良,许多战士得了夜盲症,走着走着就走迷了。”军垦战士制服荒漠的第一条水渠“十八团渠”长达64公里,29团的上口阔 28 米下口阔 10 米深4米总长1082公里的排碱大渠,“康家坎儿井”由290多个深30多米的立井串成,玛纳斯河灌区渠道总长一万五千公里,都是靠兵团人的体能完成的。超越常人价值观:第一代兵团人把改天换地的事业当做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唯一平台。张仲瀚的全部生命都是兵团事业,他的全部内心生活都是为国分忧为新疆繁荣,他无妻无儿无女,身处高位却一直以办公室为家。兵团司令员陶峙岳的侄孙女、15岁就从湖南投身兵团、一头扎进荒原的陶先运说:“那个时代,任务就是生命,没有价钱好讲。”蔡佩菲毫不犹豫放弃留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的机会,执意到兵团第一线农场搞实验,这一去就是一辈子,然而她无怨无悔,她培育出了玉米高产品种“佩菲黄”,给这个团场带来了连年大丰收,成为“西北10面红旗”。超越男女性别:兵团“女战士”恐怕只有在完成生产任务和养活孩子两件大事之间发生冲突时,才意识到自己是女人。田增芳:“50年代的女同志就忘了自己是女人。男人能干的,我们都干过。男人不能干的我们也干了。”赵美英:“农场最苦的是女人。领导干部是男的,开拖拉机、搞畜牧的是男的,地里干活的全是我们女的。”陶先运:“人说男儿当自强,我是女儿当自强。”超越常人荣辱观: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样的境界不只属于王震张仲瀚,丰收笔下很多普通的兵团人同样具有。战争时期的特等功臣宋现银“一辈子除了打仗就是开荒”,但他却这样看待荣辱苦乐:“苦是苦了一辈子,不过,想想早沤成了泥的战友,我这是活值了。”蔡佩菲全身心扑在粮食丰收高产实验上,连孩子命都差点弄丢,“12团一年一年丰收了,论功行赏的册文中,却永远见不到主持农业丰收的人的名姓”。直到退休,“组织上”才主动要发展她入党。那个时代少有人讲个人利益和幸福。田增芳“副团长当了8年,还拿着农业工人的工资级别”。而徐理芳则把一生都用来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38年护理高位截瘫的老革命丈夫。她获得的是:“38年后,在徐理芳丈夫的追悼会上,一位兵团领导紧紧握住她的手,动情地说:‘你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

读丰收的这类纪实故事,常常激起人一种或悲壮或悲怆或悲情的强烈情感,可以说近乎一种痛感,虽然这其中不乏强烈的敬畏感。这是因为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们,他们每个都经历过今天人们无法想象的巨大艰辛,遭遇过今天人们无法相信的“命运”的捉弄。虽然他们最后都会达观地看待过往的一切,并对未来依然充满信心,但那段岁月虽然激情燃烧,却又过于凄苦,因而只能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悲悯而非喜感,但这正是崇高美的源泉。因为崇高总是和悲剧感联系在一起的,总是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所言:“悲剧感是崇高感的一种形式”,“因此要给悲剧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崇高的一种,与其他各种崇高一样具有令人生畏而又使人振奋的力量,它与其他各类崇高不同之处在于它用怜悯来缓和恐惧。”

我越是阅读丰收越有一种感受,那就是:丰收是日益自觉地在追求崇高这样一个审美理

想,而非怦然心动偶而为之。对此,我有充分的理由。

首先,他选择叙述对象直奔崇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批军垦战士有官兵20万人,随后加入的湘女鲁女数万人,上海知青10万人,经过60年的发展,今天新疆生产兵团已经是一个庞大的“西部族群”了,它自身已经组织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因而也就具有了人间的一切性质、特征和色彩:崇高与卑鄙同在,幸福和苦难并行;美丑相共,光明与阴暗相伴。但是丰收的兵团叙事却始终固守着一个标准,就是只选择能体现出崇高品格的人和事。他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其实他还有多个“不问”:不问人物的“出身贵贱”,不问人物地位高下,不问人物从事职业蓝白,更不问人物形象美丑。他只追问一个问题:是否受过大苦遭过大难付出过牺牲,在这样的苦难和牺牲中他的人格是否高洁?这样,丰收的人物选择面就极大缩小了。他只能主要在艰难的创业阶段去搜寻,只能在创造出人间奇迹的地方去“考古”。于是在涉及新疆兵团的那么多“大官”中我们就只读到王震和张仲瀚,在那么多中层官员中只读到了谢高忠、王德昌,在数十万垦荒者中只读到了宋现银、朱群林、李希贤、邢开基,在女人中只读到蔡佩菲、田增芳、陶先运、徐理芳、陈淑慧,在10万上海青年中只读到徐玲妹、金月华、杨永青、曹国琴。因此,丰收的兵团叙事,叙说的总是在他看来是那些跨越时代的“正面人物”,而没有“中间人物”,更没有时下出镜率最高的反派人物;他叙说的不仅是能被称为“党的事业”的事,而且是他认作具有超阶级超党派超个体的永恒价值的事迹,而不是那些家长里短、致富风云、感情纠葛、床上暧昧等文学艺术的时髦故事。为什么这样?盖因前者方能显现阳刚见出崇高,而后者则与之风马牛不相及。

其次,他用激情烘托崇高。读丰收作品,你总被一种强烈的情感所鼓荡。你会觉得丰收实际上更像一个抒情诗人而非纪实文学作家。一般说来,纪实文学主要求事实之真。求真则必须冷静。丰收当然是坚持真实第一原则的,这也是他始终运用纪实文学这种文体的初衷之所在。为了这个真,他后来甚至在书中大量采用当事人的老照片。我感到,就求真来说,丰收更像是在做真人真事的文化人类学“民族志”式厚描。但即使如此求真,也并不妨碍丰收在叙事中表达他的激越情感。我还想借朗吉努斯说事。他说,文学作品崇高风格的形成取决于五个因素,即:“庄严伟大的思想”、“慷慨激昂的激情”、“修辞的藻饰”、“高雅的措辞”和“庄严和高雅的结构”。我不敢说丰收思想堪称“庄严伟大”,但丰收对其所叙之事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却是没有疑问的,正是这思考使他不能平静,使他激情喷涌。更重要的是,丰收是一个爱憎十分分明的作家。正是这种爱憎分明使他不能停留于冷静客观地单纯记录。例如,他一定要说出他写《镇边将军张仲瀚》动因,那是出自“天地良心”:“让有大功的人有大名!”因此,这部40万字的作品里,我们就读到很多丰收对传主不平凡人生的感悟、感佩和感动,对兵团创业艰难的思考、追问和抒怀,正是这样的主观因素直接介入,使这部一代伟人的传记作品具有了浓重的抒情气息,读来不仅使人震撼,也令人油然而生悲剧那样的怜悯与恐惧感。在晚近创作中,丰收愈来愈多地使用了为很多批评家所称道的“当事人口述与作者采访札记并行展开”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给丰收抒发情感带来了极大自由。比如,他可以在叙述兵团女性伟大心灵故事时,无限崇敬地礼赞兵团女性:“当我们歌颂父亲无与伦比的创造时,我们又怎能不为母亲求生的顽强意志所震撼!我智慧的——‘妈妈’!母亲!您敞开博大温柔的胸怀,使荒原得到青春和创造,使父亲得到慰藉和灵感,我们得到生命和智慧。我坚韧的——‘妈妈’!母亲天才的美的追求让我自豪。较之当今过度物化的女性,大自然赋予母亲的本色美就更见珍贵。我美丽的——‘妈妈’!”他叙述兵团人在莫索湾开凿万里引水渠网,建成中国四大灌区之一的伟大勋业后,可以这样抒发情感:“难怪母亲一直把这条南干渠叫‘河’!河是文化。一条河,一方文化的渊源。渠流出的文化就没有那么久远和厚实,它还带着荒原嫩嫩的土腥味。河是大自然神工鬼斧的创造,渠却是人力所为。渠,让荒原的生命更真实地感悟着‘命脉’的内容。南干渠如果突然消失,万千生命就将消失,流离失所将是在‘绿洲’生活的人的宿命。渠比河更近距离地让人看见了新生和死亡。母亲叫得好——河。”
  第三,他的文学语言风格渲染崇高。崇高美当然也由作家的风格化的文学语言所塑造。这种风格显然不是那些小女人叙事,那些“身体写作”叙事,那些风花雪月叙事,等等的语言风格。中外美学家们多有言论,说明崇高风格语言的主要特点应该是简约而非细腻、豪迈而非婉约、直率而非隐曲、庄重深刻而非轻佻浅薄,因为前者刚健,男人味;后者阴柔,女人气。丰收兵团创业叙事的语言风格,鲜明地体现了崇高的基本特征。首先,叙事语言简约。不仅形式简约——极短的句子,极小的段落划分——那读来一定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更重要的是叙事语言简洁干练,从不拖泥带水。《蓝月亮》讲述了9个兵团女人的故事,每个人故事的时间跨度约50年。这9个女人的故事都感人至深,读后久久无法忘怀,但丰收却给她们人均用字15000个。请看他对“母亲”很长一段人生的叙述:“到莫索湾后,母亲再也没有离开过土地。没有一天放下过锹把或是锄把或是摘棉花用的花兜或是收获甜菜用的背篓和刀。母亲缠过又解放了的脚总是来去匆匆,在莫索湾的红黏土地上艰难却快速地奔波。”这就是叙事学关于叙事频率四种情况中最简洁的一种——“多次发生的事只讲述一次”。丰收的叙事大多采用的就是这种频率。其次,豪迈。还是叙述母亲:“我保留着一把刀。这把刀的刃口已呈弯弯的月牙形。这个月牙儿是甜菜‘啃’的。一个秋天,母亲用这把刀削了十六卡车甜菜——堆起来是一座山!一座山的甜菜把铁刀的钢刃‘啃’成了月牙儿。”这些叙事话语,不传达哀婉,没有悲天悯人,更没有祈求同情 。我们读出的只能是对一个坚毅刚强军垦母亲的泣血的赞美。第三,直率。丰收兵团叙事的直观文体形象是夹叙夹议。我们注意到,无论是他的叙,还是他的议,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直率,那种男人的、军人式的直率。兵团创业史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就是王震给老兵配发老婆,为此“骗”来数万湖南山东女孩子。这个被许多人认定的王震“污点”,在丰收笔下却从不用“曲笔”记述。恰恰相反,丰收是率直写来率直评说。“王震:‘没有家,扎根就是一句空话。要讨老婆了,当务之急啊!’问战士:‘不安心边疆,是不是想讨老婆了?你莫急,不出3年,我王震保证你讨得上老婆。你一个班每人解决一个!’‘有了家,讨了老婆有了孩子,扎根安心。同志们,能不能等我3年?’热烈的掌声道出了官兵们的心思。”丰收评论更为直率:“天地万物,阴阳两极,荒原不能没有女人的抚慰。生命呼唤母亲,20万屯垦戍边的将士找不上老婆,怎么能扎根安心?”第四,庄重深刻。丰收赞扬的都是充满有理想有抱负之人,赞扬的是这些人的伟大人格,因此,在他笔下是难以寻找到情事床事风花雪月事的“精彩话语”的,哪怕只言片语的暗示性描写。相反,丰收作品冲击我们视觉的,是大量的庄重叙事和深刻评论。让我们读这样的议论来窥其一斑。这是丰收叙述一个湘妹子50年如一日在大漠边沿植树播绿故事的结束语:“陈淑慧说:‘你听听,叶子落地的声音多好听!’仔细听听,果然好听。不注意听,却是听不到的。她听得真切。她熟悉它们,一片又一片。每一片落叶,都经历了四季的风景,冬天的雪,夏天的雨,饱尝了生命的全过程,最后带着太阳的光辉,无声无息地回落养育了它们的泥土,这就是叶子的生命。树上一片叶,地上一个人。”
  这就是丰收的兵团叙事。这是一种苦苦追求崇高风格的叙事。在这个消费主义娱乐文化盛行、意义和价值被无限消解的时代,这种闪耀着崇高美耀眼光芒的写作,的确有些特立独行。但那正是丰收。独一无二的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