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这些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没有一个人不喜爱看电影，没有一个人不是受电影的影响长大的，我们的人生可以说是和电影联系在一起的。

从上小学起，电影《红孩子》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从此我们都迷上了电影。在学校里我们都争当少先队员，回到家里我们都开始找木棍当红缨枪。

自此，每当老师在课堂上宣布要包场看电影时，我们就会欢呼起来，一放了学，就撒开脚丫往家里跑。到了家，赶紧帮妈妈扫地、倒垃圾、打酱油，把爸爸妈妈逗欢喜了，趁热打铁把要一角钱看电影的事说出来，如果爸妈爽快答应了，顿时就像快活的小鸟飞了出去，把这大好的消息告诉小伙伴们；如果爸妈舍不得那一角钱（那时一角钱可买半公斤米或是一小堆萝卜），迟迟疑疑不肯答应，就急得眼泪花儿直转，噘着嘴在爸妈面前晃来晃去，缠着他们答应。

有时晚上，听说哪个单位的礼堂在放电影，我们就会飞奔而去，然而总是被严严地挡在门外，我们千方百计地想混进去，跟在一些大人后面，装作是他们带的孩子，一百次难遇到一次好运气，总是被恪尽职守的把门人发现。我们只有围着那单位或礼堂四处查看，看能否有洞钻或有墙可翻，往往我们最后落得个无计可施，只有回到大门前，楚楚可怜地在把门人面前晃来荡去，巴望他能开恩把我们放进去。大多时候我们都是一直等到电影散场了才扫兴而归。尽管如此，下次听说哪里在放电影，我们照样会飞奔而去。

那个时代，电影对于我们感染力太强了。当电影出现白毛女受苦受难时，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在电影院里放声大哭起来；当大春带着八路军走来时，我们又会喜笑颜开地拍起巴掌来；当看了《在烈火中永生》，我们会把那些和我们作对的孩子称为甫志高，而被称为甫志高的孩子会因此和我们打架。

那个时代的春节，长辈们给的压岁钱我们基本上都是用来看电影，而学校、家长、左邻右舍给我们的奖赏或礼物也往往都是电影票。

十六七岁的我们满怀豪情壮志地下了农村，在乡村我们多少次和农民们一起在夜里打着手电筒，在田埂上急急地走着，赶到几公里外的地方看电影，我们多数是顶着月光站着看完一场电影，幸运的时候则是爬到树上和麦垛、稻草堆上看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只有《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三部战争片还在放映，我们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看，每个人至少看了八遍十遍。

苏联的革命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向我们开放了。这使得处于青春期的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男女拥抱亲吻的画面，多少女孩看到这一幕时都羞涩地低下头去，而多少男孩为了看这一幕，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这部电影。

有一段时间，为了揭露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曾经内部放映《山本五十六》《啊！海军》等影片，我们都千方百计想办法搞到这样一张电影票，能看到这样的电影就显示我们有能力，有办法，运气好。

终于外国的影片开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电影院里了，那都是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影片，朝鲜的《卖花姑娘》赚足了我们的泪水，那在电影院里的哭声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世界吉尼斯纪录”，阿尔巴尼亚的影片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二战时期欧洲战场的英雄，而越南的影片也第一次让我们知道居然还有这么难看的电影。

“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些新片推出：《春苗》《青松岭》《海霞》《闪闪的红星》《难忘的战斗》……每一部影片推出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要专门报道，我们把这好消息争相传播，电影带有浓重的革命色彩，渴望看电影的我们看得津津有味，电影中的插曲很快传唱开来。

当1977年向我们走来，我们听到的第一个重要消息就是：一些被封存的国产影片将要开禁。我们欢呼雀跃，激动不已。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们听说县城正在上演首批开禁的《洪湖赤卫队》，我们这群三线工厂的青年工人，跑步9公里赶到了县城。看完电影归来，我们将《洪湖赤卫队》中的插曲一路唱响。

是电影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情趣，是电影让我们的人生有了一些意义和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