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童年的记忆里，王姨一直是身材高大的，尤其和她一米五几的丈夫站在一起，更强化了这种反差。油亮白净的脸上荡漾着阳光般的笑容，圆圆的手背，一排小坑陷下去，充满让人依赖的温暖感。她养育了9个儿女，几乎可以组成一个班。我的印象里，做饭的围裙始终都罩在她身上。

那时候，连队住房是军营式的长长一排，一排12间，每户一间，一间24平方米。横竖四排正好围成一个方形，称为一个院子。比如东面的称为“东边院子”，西面的自然是“西边院子”了。相接的部分空留出四个通道，这往往是我们小时候打“土块仗”把守的关隘。“东边院子”的孩子攻“西边院子”，“西边院子”的孩子又打过去，闹得鸡飞狗跳，尘土飞扬，不时有人负伤。奇怪的是那时的孩子都很皮实，像放养在野外的小动物，受伤常有，总无大碍。但也常常成为邻里失和的矛盾点，动静闹大了，大人就会打上门来，吵架甚至发展到缠斗，也就成为平静院子里平素多见的“娱乐节目”。连队本质上是个“移民社会”，人员来自天南地北，很少沾亲带故，但有自成一体的社会道德体系，长期磨合中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笔账，礼让谦逊、乐于助人者多受人尊敬，家长里短中也往往透出群众监督的精准和犀利。孩子多，声势也大，自然与他人产生矛盾的概率也大得多。王姨家就是这样，调皮的男孩多，学业不长进，多让人侧目，经常可以看见她又去给人家赔罪。父母不在家时，他们常叮嘱我去相隔几间房子的王姨家混饭吃，也因为来自同一个省，我们两家像亲戚一样走动。

连队的房子没有门牌号，想寻人，知者就会说东边院子东（西、南、北）排第几间，闻者了然。原本，每家的门都开向同一面，门挨门，张家炒个好菜李家就闻着味了。抬头不见低头见，没有多少隐私可以隐藏，就感觉门前的领地很狭窄。又或相邻两家有了矛盾，天天撞见自然尴尬。不知谁带头有了创新之举，前门一封，背向开个门，从此天宽地阔，瞬间豁然开朗。于是，相随者众，一排火车皮样的房子，两厢间隔着开门，更像极了火车。生活的智慧任何时代在底层都体现得顽强、鲜活而真切，并大放异彩。我常常叹服拥挤不堪而忙碌无穷的蜜蜂世界，又是多么祥和而秩序井然。

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孩子年岁的增长，一间房显得拥挤了。于是，又有人依着房子，向前或后再接出一间，还有人，在门前的空地上，搭出简易的棚子，用于做饭或储物。渐渐的，军营式的房舍样貌彻底改变。相应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结构也诞生了。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颠覆“大锅饭”的旧有管理体制，富起来的“万元户”成为“新贵”。王姨一家就是这个时候步入连队的富裕阶层，让人刮目相看。因为她的儿女都长成了田里的棒劳力，这个超大家庭被改革释放出的活力，让它轻而易举地成为连队那一时期的首富。显著标志就是在连队最高的地势上，建起了一排足有五间带走廊的新砖房，且人来人往，酒宴频繁，成为连队一处引人眼热的新景。

王姨这时候是最风光的，从困苦中走出来，在人前有了脸面，蒸蒸日上的日子，也让她对前景充满期许，为五个儿子娶妻成家应是要务，但不知怎的，说了几门亲都没有成功。这时候她的三个女儿已相继嫁人了，开枝散叶的热闹体现在每个年节的相聚中。杯酒交错之后，不和谐就把原本喜庆的酒席变成了年度的讨伐，女婿们和儿子们因为酒的助兴开始赤膊相见，甚至大打出手，也成为连队的笑谈。长大一些，我才知道，这九个孩子分两批为同母异父。王姨在前夫去世后，带着四个孩子改姓来疆，嫁给了在大车班赶车的吴叔。

时光飞逝，让许多人和事变了模样。王姨的大家族也在新一轮潮流中退潮一般散开，儿女各自成家，新的家庭单元像园中的花，开出不同生活的色彩，再大的翅膀也不能让每一个人免受风雨。血缘和亲情的纽带，随着她日渐雪白的头发和日渐弯沉的腰身，慢慢松动，这也许就是生活的必然。

我常常拿她和我的母亲比较，她显然要粗心得多，乐观得多，那些孩子回不回家，离家几天，她根本不担心，这和我的母亲有天壤之别。那陷下小坑的厚厚的手掌，那平静自如的脸庞有着怎样强大的内心？是生活磨去了她内心的光滑，也是生活教会了她坚韧，算算她今年也八十有六了吧！